学 习 参 考

第七期

中共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 2016年9月5日

　　本期目录

　　1、关于G20，习近平这么说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01/c_1119484583.htm）……… 2

　　2、如何理解G20杭州峰会的重大意义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6-08/30/c_1119467421.htm）……… 5

　　3、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n1/2016/0829/c1001-28674810.html）

　　4、马克思主义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01/c_129265326.htm)………12

　　5、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智慧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902/c40531-28685225.html）………15

　　6、美国大选暴露出美式民主的体制性弊病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8/28/c_129258099.htm)

关于G20，习近平这么说

赵银平

　　G20杭州峰会开幕在即。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分别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土耳其安塔利亚参加过3次G20峰会。新华网《学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今天推出《关于G20，习近平这么说》，为您呈现习近平对G20的期待和构想。

　　即将在中国杭州开幕的2016年G20峰会，世界充满期待。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现实，G20作为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的高峰论坛，如何更好发挥作用?梳理近三次G20峰会上习近平的讲话，我们可以看出，此次G20峰会主题“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与习近平讲话的精神一脉相承。

　　创新——让市场力量充分释放

　　习近平对创新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在2013年的G20峰会上，他指出：“发展创新，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

　　如何创新?对此，习近平有明确的论述，一是“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竞争力”。二是“必须创新发展理念、政策、方式，更加重视增长质量和效益，特别是通过财税、金融、投资、竞争、贸易、就业等领域的结构改革，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结合，让创造财富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市场力量充分释放，推动经济从周期性复苏走向可持续性增长”。三是“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加快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共同创造新的有效和可持续的全球需求”。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当前中国和世界都必须走的路。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此次杭州峰会，“创新增长方式”是重点议题之一。人们期待着此次峰会为提高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提供新的思路。

　　开放——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当今世界，开放已然成为所有国家的必须选择。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封闭则各退。

　　习近平曾在2014年明确提出对G20的期许，那就是“要继续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

　　那么，如何让贸易和投资的血液流动起来，让世界经济的肌体健康发展呢?

　　对此问题，习近平抓的“牛鼻子”就是反对保护主义。他指出，“要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从而“确保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有益补充，而不是造成新的障碍或藩篱”。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此次杭州峰会主题中的“联动、包容”也是对此大势的呼应。为自身，为世界，G20开放的进程必须加快。

　　包容——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

　　发展既是经济的发展，也是社会的发展。习近平曾深刻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国际金融体系的“瓶颈在于我们缺乏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直指弊端。

　　当此之时，习近平“包容性发展”理念便凸显出其全球价值。

　　“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加快并切实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习近平在2014年G20峰会上强调。2015年的G20峰会，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实现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不仅是共同的道义责任，而且能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

　　中国不仅提出理念，更率先践行。2013年峰会上，习近平表明中国支持加强多边反避税合作;2014年，他宣布中国将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2015年，他承诺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

　　中国有言、有行。二十国集团集中了当今世界大部分主要经济体，完全应该也有能力更好地将包容性发展落到实处，作出表率。

　　合作——没有哪一国可以独善其身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历程一再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作为占全球经济总量80%以上的二十国集团成员，对此理应也能够有所作为。

　　如何勠力同心，共谋发展?综合习近平在3次峰会上的讲话，可以一言以蔽之：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和协调。

　　首先，办好自己的事。根据各自国情采取必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确保自己的经济不出大的乱子。这是最起码的责任，也是基础。

　　主要发达经济体要努力巩固和扩大复苏势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要努力克服下行风险和压力，保持和恢复增长。

　　其次，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加强相互沟通和协调。

　　各个国家在自身经济发展中，都应特别注意加强彼此政策的沟通和协调，防止负面外溢效应。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则更需要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对他国的影响，提高透明度。

　　这方面已有成功尝试，“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就业部长会议决定加强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协调，是个正确的路子，要坚定不移走下去。”习近平说。

　　合则多利，分则多伤。面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二十国集团成员只有“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做好朋友、好伙伴，积极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形成各国增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合作共赢格局”，才能走得更好更远，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增长的催化器、全球经济治理的推进器。(摘自2016年9月1日新华网)

如何理解G20杭州峰会的重大意义

周永生

　　G20杭州峰会召开在即，全世界对此充满了热切期待，希望中国能给会议打上深刻的烙印，给世界经济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G20杭州峰会具有深刻的意义。这次会议是在以下背景中召开的：第一，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恢复和增长乏力。比如，美国的经济增长稍有起色，但仍然不够稳定;欧盟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比较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危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难民和恐怖袭击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日本经济一直在恢复增长和衰退之间挣扎，虽然日本民众对安倍经济学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日本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却令人失望，一直处于低位徘徊。

　　第二，由于各国的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一些国家企图借用所谓公平贸易、绿色环保、保护知识产权等名目扼杀自由贸易的原则，不断通过各种方式，保护并封闭自己的市场，打击对方国家贸易的进展。这种情况如果不遏制，新的贸易壁垒将不断以变种的形式出现，也会危害到整个世界贸易的局势，导致世界贸易总量下降。

　　第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石油、煤炭、钢铁、天然气、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普遍下滑，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新兴工业国家也面临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善和调整，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引领能力和贡献度正在下降，后续的增长动力严重不足。

　　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对本次G20杭州峰会充满期待。世界经济面临一系列问题，需要采取对策解决，需要提振信心，而这恰恰是G20杭州峰会的优势所在。第一，分享经验，提振信心。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长期较快增长，中国本身的成功经验有利于提振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中国可以通过G20峰会，分享这些有益的经验，促进全世界人民提高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

　　第二，制定务实、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中方正在同各方一道，力争打造G20杭州峰会十大成果，即制定创新增长蓝图，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制定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制定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深化国际金融架构改革，创立三位一体的反腐败合作，发起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倡议，制定创业行动计划，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尽早生效。这样的增长思路和计划，有助于得到各国的普遍理解，更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发展。其中的增长蓝图，贸易增长战略和国际金融改革，都有助于释放现有的经济能量，采取更开放的原则，促进世界经济整体的增长。

　　第三，G20杭州峰会“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抓住了当前世界经济的要害，如果能够落到实处，不仅是对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一种指导，也是促进未来5到10年间世界经济增长比较务实的路线图。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亟需创新经济的引领。这就需要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在改革创新中释放活力。联动是指首先要进行各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包括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海运和河流运输、航空运输、油气管线、电力输送、海底电缆和通讯系统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体制和政策的互联互通，这样才能极大地缩减经济的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增长。包容是指让世界经济的增长，惠及到各种各样的国家，惠及到各个层面的人民大众，促进公平公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G20杭州峰会将会显示出其对世界经济强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需要与会各方和相关国家与人民全力的支持和配合。相信G20杭州峰会能够产生长远和巨大的衍生效果。(摘自2016年8月31日新华网，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意见》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对切实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作出具体规定，是做好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重要遵循。《意见》的制定实施，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把好选人用人关，大力培养、大胆使用忠诚干净担当、谋改革促发展实绩突出的干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把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内容，体现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坚持原则，敢于负责。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人选标准，严格履行程序，切实做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要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保护作风过硬、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要加强督促检查，对贯彻《意见》不力的，严肃问责追责。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党委(党组)领导下，准确领会《意见》的精神实质，正确把握政策界限，切实履职尽责，加强沟通联系，形成工作合力，把制度规定落到实处。

　　在地方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要认真贯彻执行《意见》规定，坚决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执行《意见》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及时报告党中央。

　　《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不断提高选人用人质量，切实防止干部“带病提拔”，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和有关规定，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落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对选人用人负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分别承担直接责任和监督责任。要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和好干部标准，落实“三严三实”要求，大力培养、大胆使用忠诚干净担当、谋改革促发展实绩突出的干部。党委(党组)在向上级党组织推荐报送拟提拔或进一步使用的人选时，要认真负责地对人选廉洁自律情况提出结论性意见，实行党委(党组)书记、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在意见上签字制度。考核评价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以及有关领导干部，要把履行选人用人职责情况作为重要内容。

　　二、深化日常了解。坚持经常性、近距离、有原则地广泛接触干部，深入了解干部的日常品行和表现，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识别干部。通过调研、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任期考核、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等渠道，及时掌握干部的德才表现、重要情况和群众口碑，注重了解干部在重大事件、重要关头、关键时刻的表现。多与干部谈心谈话，改进谈话方法，提高谈话质量，观察干部的见识见解、禀性情怀、境界格局、道德品质和综合素质。健全完善日常联系通报机制，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及时收集整理纪检监察、审计、信访、巡视、督导等执纪监督方面信息和网络舆情反映的干部有关情况，建立干部监督信息档案。

　　三、注重分析研判。充分运用日常了解掌握的情况，根据干部一贯表现，突出对政治品质、道德品行、作风表现、履行选人用人职责、廉洁自律等情况的综合分析，发现线索，查找问题。根据问题线索，及时对干部进行谈话或函询，认真调查核实情况。对干部有关问题及其性质、程度等进行会诊辨析、筛查甄别，作出判断。对现任党政正职、党政正职拟任人选、近期拟提拔或进一步使用人选、问题反映较多的干部要重点研判。开展经常性分析研判，党委(党组)书记应当注意听取研判情况汇报，并有针对性地参加专题研判，全面深入掌握干部情况。

　　四、加强动议审查。规范动议主体职责权限和程序，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合理方案，提出符合好干部标准的人选。坚持先定规矩后议人选，按照以事择人、按岗选人的要求，对领导班子优化方向、拟选拔职位资格条件和人选产生范围等进行充分酝酿，在此基础上比选择优，研究意向性人选。对纳入考虑范围的有关人选，提前审核其政治表现和廉洁自律等情况，充分听取有关方面意见，重视研究不同意见，认真进行分析，对有问题疑点经核实不影响使用的，可以列为意向性人选。积极探索领导班子成员在动议环节实名推荐干部办法和差额酝酿党政正职岗位人选办法。

　　五、强化任前把关。考察工作要突出针对性、增强灵活性、提高有效性，针对不同考察对象的具体情况，细化考察内容，改进考察方式，力争考察结果全面、客观、准确。选好配强考察工作人员，明确考察谈话保密与承诺责任，营造讲真话的氛围，提高考察质量。根据考察对象履历、家庭关系、社会背景等情况，抓住重要行为特征，有针对性地找知情人谈话。适当拉开考察与会议讨论的时间间隔，采取民意调查、专项调查、延伸考察、实地走访、家访等办法，广泛深入地了解干部。改进考察对象公示和任职前公示方式，探索扩大公示内容、范围和延长公示时间，充分接受干部群众监督。强化审核措施，做到干部档案“凡提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核”，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凡提必听”，反映违规违纪问题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凡提必查”。前移审核关口，做到动议即审，该核早核。对发现问题影响使用的，及时中止选拔任用程序;疑点没有排除、问题没有查清的，不得提交会议讨论或任用。对一时存疑、暂未使用的干部，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查清问题、作出结论，为那些受到诬告、诽谤、陷害的干部澄清正名，严肃处理打击报复、诬告陷害行为。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保护作风过硬、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对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要旗帜鲜明地撑腰鼓劲、大胆使用。

　　六、严格责任追究。充分发挥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作用，认真落实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等各项监督制度，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经常性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干部“带病提拔”问责机制，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按照职责权限，实行责任追究。要逐一检查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职等各个环节的主要工作和重要情况，甄别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对干部在政治品质、道德品行、廉洁自律等方面存在违规违纪行为影响使用，但由于领导不力、把关不严、考察不准、核查不认真，甚至故意隐瞒、执意提拔，造成干部“带病提拔”的，要按照有关规定，区别不同情况，严肃追究党委(党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干部考察组主要负责人和有关领导干部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凡因干部“带病提拔”造成恶劣影响的，连续出现或大面积出现干部“带病提拔”情况的，要追究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对干部“带病提拔”的典型案例，要及时进行通报。(摘自新华社北京2016年8月29日电)

马克思主义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杨云

　　时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整体上得到巩固和增强，但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作为建构于19世纪的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无法解释和解决今天的重大现实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一些领域中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都与这种“过时论”不无关系。扭转这种局面，就要立足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有力批驳“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同时大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使其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真理光芒。

　　马克思主义是深刻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起源于19世纪，而现在已经是21世纪，时代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面临的时代问题已不复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就不再有效了。事实上，尽管存在一些“量”上的变化和变革，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质”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此决定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依然“阴魂不散”、贫富差距依然在加大、种族歧视问题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依然有效。正如美国知名学者詹姆逊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既然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存在“过时”的问题。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并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陷入衰退，有的至今仍未走出危机的阴影。就此不少西方舆论指出，“现在马克思的魅力正在增加”“马克思当年的预言得到了验证”。这一事实再次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预言是深刻而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有人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归咎于马克思主义，进而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解体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其实，这些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旗易帜”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恰恰相反，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与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宗旨。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说的：“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的前景。”把“苏联模式”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必然误解和窒息马克思主义。还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革命理论而非建设理论，并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无法指导现代化建设”的结论。诚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就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系统论述，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仅对工人阶级革命具有指导作用，而且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些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才能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体系。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都有作为“内核”的基本原理，同时包括众多针对具体问题的观点和结论。针对具体问题的观点和结论随着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可能会过时，但一种理论是否过时，更重要的是看其核心部分、本质部分是否过时;不能因为某些具体观点和结论随着时代发展而失效了，就认定一种理论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完整严密的科学，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理论体系。它以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为后人不断丰富和发展留下了广阔空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和个别结论会因时代条件的变更而失效甚至被推翻，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根本价值取向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因为它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了当代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走向。正因如此，当前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国家都拥有众多的信仰者、实践者，仍然是当今世界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体系。(摘自《人民日报》2016年9月1日，作者系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智慧

刘余莉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道德建设之所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虚心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道德教育的经验，导致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对道德教育规律的理解不足，从而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

　　我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教育处于“谈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的尴尬地位。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圣贤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并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目标明确、规范概括

　　中国传统社会从治国理念的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礼记·学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至关重要。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意思是说，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并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这句话强调了教育的先后次序一定是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即先培养德行，后学习知识、技能，也就是《三字经》上说的，“首孝悌，次见闻”。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国古人认为，大道至简。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明确简要，易记易传，因而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普遍奉行的价值观，这包括“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因为由儒、释、道三家共同承担，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除了伦理道德教育之外，还包括因果教育，核心都是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特别是因果教育，贯彻于儒、释、道三家教育之中，如《易经》有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学》有言，德本财末，“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中庸》有言：“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皆属因果教育。道家以讲因果报应为主题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都属于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佛家把因果规律讲得更为彻底。这些都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形式多样，并且构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说文解字》中说：“育，养子使作善也”。古人持家治国，可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自五四运动已来，传统文化惨遭批判，家规大都被废弃，即使能够自我反省，也因无所凭依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致使在一定程度上缺失做人的准则，导致不少人心悖逆、越理犯分之事。所以，重视家庭教育，从小教会子女做人的规矩，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可以共同遵守的道德观。

　　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群书治要·汉书》中说，“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意即古代的君王，没有不把教化看作是大事的。他们设立大学以教化于国都，并设立庠序(地方学校)以教化于城镇乡村。

　　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秉持了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无不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社会教育对人的价值观更是有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因此，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次序合理、保障有力

　　《群书治要·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这就是说，劝人为善的道德教育，应当从培养人的孝心开始。这是因为，孝的教育，培养的是人的一种恩义、情义的情感。

　　如果恩义、情义的处世原则培养不起来，就会形成一种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往往就会见利忘义或忘恩负义。而孝是靠老师来教导的，孝亲与尊师紧密联系在一起。老师所教导的孝包括：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因此，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群书治要·孝经》上也讲：“长幼顺故上下治”。可以说，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孝的教育是维持良好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

　　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重视，是通过教育、考试、人才选拔、监察、法律、激励制度保障的。例如，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孝经》有：“五行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的说法，规定对不孝者要“斩首枭之”。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其中不孝罪为“十恶不赦”的罪名之一。

　　除了从法制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这种高度艺术化的社会教育，体现在传统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美术之中，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地说，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也就是说，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方法有效、重点突出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因此特别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者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群书治要·荀子》强调：“圣哲君子，治之源也，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顺上守法而安乐之矣”。真正贤圣的国家领导人不仅是身体力行了礼、义、忠、信的道德楷模，而且也是在治国理念上落实“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人。

　　中国古人着重培养的是每一个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够反躬自省而导致的。所以只有从小教导人培养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责任意识，遇到矛盾每个人都能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摘自《中国教育报》2016年9月2日，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大选暴露出美式民主的体制性弊病

徐长银

　　美国今年总统选举的初选过程，十分明显地暴露出美国民主选举体制的虚伪性和局限性，它加深了美国选民的对立，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

　　一、两党领导人暗中操纵选举

　　美国总统竞选主要是两党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竞选，其实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无论谁当选总统，都必须在美国政治体制框架内行政。两党领导层为保证选出中意的总统候选人，对初选都有一套可操控的规定，如果参选者得不到党内高层的支持，很难走完初选的全过程。

　　共和党从初选一开始就对特朗普不感兴趣。当特朗普意外接连获胜时，共和党领导层立即秘密策划，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打压。然而，不按常规出牌的特朗普，却受到了对现实不满的选民的欢迎。共和党领导层明知党内的其他两位竞选人不是特朗普的对手，仍然继续支持他们与特朗普死磕。只要特朗普得不到过半数的选举人票，共和党高层就可以按照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进行“协商选举”，推荐其他人选。共和党的策略没有奏效，特朗普赢得了多数选举人票，获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但是，共和党高层会不会鼎力相助特朗普赢得最后的对决，要看共和党高层与特朗普的幕后交易和特朗普立场的转变。特朗普在开始竞选时曾提出要对富人实行增税，但在特朗普成为总统候选人后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降低了对所有人的税收，这符合共和党不对富人增税的立场。特朗普的这个变化值得人们密切关注。

　　比较起来，民主党高层对这次选举的操纵比较隐蔽。在民主党兴致勃勃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际，“维基揭秘”网站公布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初选期间的数万封电子邮件，揭露了民主党高层极力打压希拉里的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暗中操纵选举的丑闻。事实上，希拉里如果不能得到民主党高层直接控制的“超级代表”选举人票，她就拿不到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需要的票数。

　　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利用私人电子邮件处理公务，违反了美国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而且还存在严重泄密的问题。希拉里声称，她通过私人邮件处理公务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批准，而且处理的邮件中没有涉密文件。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的调查证实，希拉里的说法是在撒谎，希拉里的行为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批准，而且处理的邮件中有涉及“最高机密”的文件。出于党派利益，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希拉里是担任美国总统最合适的人选，美国副总统拜登则站出来为希拉里的诚信和人品作担保。但是，“电邮门”丑闻如何进一步发酵，还有待观察。

　　二、“金钱政治”已成为美国选举的不治之症

　　美国最高法院取消选举献金的上限之后，金钱在美国民主选举中的投入越来越多，选举受金钱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据美国媒体预测，美国今年大选花费的资金将超过以往各届。从理论上讲，任何美国人都可以参加竞选总统。但事实上，最后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有经济实力的大富翁，如特朗普;另一种是得到美国财团和富翁支持的政治圈内人物或政治精英，如希拉里。仅靠草根选民资金支持的竞选人很难走完初选流程，如桑德斯。一旦总统候选人最终成为美国总统，投桃报李是必须的，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大财团和富人的利益，而美国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被边缘化，这已成为美国金钱政治的铁律。

　　三、两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得不到全国多数选民的欢迎

　　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一旦确定，无论选民喜欢与否，都只能在两人间进行挑选。在此次大选中，特朗普和希拉里不受选民欢迎的程度相当严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月9日至16日在全国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人中，只有27%的人认为特朗普将会是一个好总统，而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平庸和糟糕的总统的人数高达70%;认为希拉里将会是一个好总统的人只有31%，而认为她是一个平庸和糟糕的总统的人数达到67%。

　　在今年的选举中，一些不满意特朗普的共和党选民表示要投希拉里的票，而一些不喜欢希拉里的民主党选民则表示支持特朗普，这正是选民别无选择的无奈。今年四月，数千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国会修改法律，确保总统选举“自由和公正”，铲除“金钱政治”。他们提出，美国的政治和权力被大财团和大企业操纵，民众的利益被边缘化，美国的民主已陷于危机之中。

　　四、美国总统竞选中的丑恶现象是社会文明的不幸

　　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竞选者为了击败对手，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相互谩骂、人身攻击、威胁和恐吓的现象，司空见惯。昔日的朋友，在竞选中成为仇敌，竞选结束后，双方又握手言欢。这种低俗和虚伪的美式选举民主，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不幸。美国总统大选应该是呼唤“美国梦”的过程，但却成了美国社会分裂的战场。美国选举民主发展到今天似乎走进了死胡同。(摘自2016年9月2日新华网，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