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习 参 考
第二期
中共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 2016年4月1日
本期目录
1、习近平系列论述教你“如何做一名合格中共党员”
2、学习和贯彻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解读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
3、讲规矩就难有作为吗
4、中国社会信任度很低吗
5、周恩来是如何过好"亲属关"的
6、中国与捷克关系十问十答
习近平系列论述教你“如何做一名合格中共党员”
朱书缘 谢 磊汇编
核心提示：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走上新的领导岗位的同志要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课，带头遵守党章各项规定。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方案提出，要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考察、讲话中，从树立党章意识、坚定理想信念等层面阐述了共产党员如何加强党性，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体现先进性和纯洁性。让我们从总书记的这些论述中来探究如何坚持以知促行，做一名合格的中共党员。
【党员要遵守党章、加强党性】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
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走上新的领导岗位的同志要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课，带头遵守党章各项规定。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2012年11月16日《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
要始终扭住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以积极主动的工作占领部队思想阵地、文化阵地、舆论阵地，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2013年8月29日在视察沈阳战区部队时的讲话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党内生活要交心，党内同志要做诤友、挚友。——2013年9月25日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4年1月14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
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点在铸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上下功夫，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在培养战斗精神、提高战斗力上下功夫，在强化党的组织上下功夫，在改进作风、弘扬正气上下功夫，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可靠保证。——2014年6月17日在接见空军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时的讲话
纲纪不彰，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要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中进一步重申，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任何人都不得违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搞“独立王国”、自行其是，任何人都不得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胡作非为，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徇私枉法，任何人都不得把司法权力作为私器牟取私利、满足私欲。党纪国法的红线不能逾越。
——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我们当前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改变这种局面，就会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甚至会断送我们党和人民的美好未来。十八大之前有很多党内的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有所担忧，也就是在这里。
——2015年10月8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关于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
违反政治纪律，破坏政治规矩，巡视也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中央强调政治纪律并不是无的放矢。政治敏锐性是对意识形态领域最基本的要求，决不能在这方面犯错误。对顶风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问题，必须严厉查处。
——2015年10月15日在听取二〇一五年中央第二轮专项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
——2015年10月29日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要增强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始终忠诚于党，始终牢记政治责任。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既要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上，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
——2016年1月12日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党员要坚定信念、加强学习】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012年11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2013年3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要抓好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抓好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2013年4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确保思想政治上特别纯洁、特别过硬、特别坚定。要教育引导官兵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自觉坚定政治信念、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2013年7月29日视察北京军区时的讲话
党员、干部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2013年1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讲“认真”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是关系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大问题，是关系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大问题，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这股“认真”劲应该体现在干事创业的方方面面，也应该体现在党内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3年12月9日在听取河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体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2014年1月20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要进一步增强改革创新意识，敞开思想谋划新思路，放开手脚追求新突破，善于从事物的对立面、差异性、因果联系中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增强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正确对待权力，正确对待名利，正确对待群众，做到坚定清醒有为、为民务实清廉。——2014年5月23日至24日在上海市考察调研时的讲话
大家要清醒认识高级干部岗位对党和国家的特殊重要性，自觉按党提出的标准要求自己、磨练自己、提高自己。职位越高，越要夙兴夜寐工作，越要毫无私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人民，越要按规则正确用权、谨慎用权、干净用权，越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名节和操守，扎扎实实改造主观世界，诚心诚意接受监督帮助，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2015年10月29日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党员要遵纪守法、廉洁正派】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
——201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
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正衣冠，主要是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改进作风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2013年8月28日至31日在辽宁考察时的讲话
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014年1月26日至28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调研时的讲话
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于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2014年3月9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任何一名党员，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成就大小，都必须自觉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
——2014年5月9日在指导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我经常讲，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要求他们守德、守纪、守法。——2015年1月12日，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
党内规矩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懂的。不懂的话，那就不具备当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和水平。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报的事项，报还是不报，关键看党的观念强不强、党性强不强。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的。规矩不能立起来、严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慢慢产生出来。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2015年1月13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的腐化变质、违法，都是从小的生活问题、吃喝问题、违反八项规定开始的。通过加强巡视工作，严明党的纪律，使纪律不流于形式，防止纪律变成一个很松、很软的东西，真正强化刚性约束。修订条例坚决贯彻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围绕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深化“四个着力”，推动依法依规开展巡视。——2015年6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
要在全党开展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存戒惧，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2015年6月26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党员要向榜样学习、向群众学习】
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要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禄同志看齐，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事业、对待同志、对待亲属、对待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2014年3月18日在听取河南省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做好基层基础工作十分重要，只要每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有强烈的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都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党就会很有力量，我们国家就会很有力量，我们人民就会很有力量，党的执政基础就能坚如磐石。
——2013年7月11日至12日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2014年5月9日至10日在河南省考察调研时的讲话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焦裕禄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2015年1月12日，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学习和贯彻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
----解读2016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程恩富
特别提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这五大发展理念又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而2016年的政府工作，更要围绕着五大发展理念展开。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从五大发展理念的角度出发，对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深入解读。今天我们来学习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和举措，也对政府工作报告作一个解读。
五大发展理念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的精髓和核心部分。所以，今天我将从五个方面进行解读，看一下政府报告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一、创新发展
在党中央文件里，创新是广义的，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但重点还是科技创新。也就是说，广义上的创新包括的内容比较宽泛，涉及各个领域。而当我们说“创意驱动”等内容的时候，实际上讲的就是狭义的创新，就是指科技创新。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5年科技创新领域一批创新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例如，第三代核电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有核电方面的专家认为，在核电方面，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最核心的技术，但通过跟别的国家合作，我们的核电生产能力是非常强的。此外，还有国产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些都是2015年的重要成就。在整个“十二五”时期，成果更加多了，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铁基高温超导等基础研究取得了一批原创性成果，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等项目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习总书记讲过，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三五”规划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创新引领作用，要“启动一批新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培育壮大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具体就是强调要由制造强国变成一个质量强国。所以，“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要达到2.5%（现在大概是2.1%），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整体来说，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纲要非常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人才发展为支撑，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在经济学上，有“后发优势”这个说法，也就是原来经济、科技、物质基础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果发展战略比较正确，就可以实现一种跨越式的发展、追赶式的发展，这个就叫发挥“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往往又是和西方利益、比较优势的理论相联系的，就是指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自己的一种资源禀赋、劳动力的优势。发达国家它是有先发优势的。我们当然并没有抛弃后发优势，只是说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种静态的、永恒的所谓“比较优势”，而且多数还属于“后发优势”。但是在少数关键领域，在具有战略性的高新技术领域，我们必须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某些在教育、科技方面比较发达的地区应该有这样一个意识，要寻找一两个这样的技术和产品，从而可以在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例如华为、高铁的发展都是带有先发优势的、跨越式的引领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种观点极为流行，就是认为发展中国家就是要以市场去换技术。但是，十六大强调自主创新，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关于自主创新、创新驱动也有过一系列的讲话。习总书记直接批评过去的一种观点，叫“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习近平同志说要把这个观点颠倒过来，并强调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这个可以说是目前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
我们知道，高铁就是自主创新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是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展战略。但是我们的轿车行业却并不是这样。我们的三大汽车集团分别和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合作，但最后我们却没有一种拥有世界技术、属于世界名牌的轿车。所以轿车工业发展，可以说是有很多教训的。
除了轿车，我国的大飞机制造也走过一段弯路。上世纪80年代左右，我国的“运十”飞机就已经多次飞到西藏，但是后来麦道提出要和中国合作，这样我们的大飞机制造就停了下来，直到前几年，我们才又开始了自己的商用大飞机生产。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
“十二五”期间，我们在科技领域取得了很多成绩，“十三五”期间，我们将更加强调自主创新，强调自主知识产权。不仅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只是基础，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才是目的。在落实“十三五”规划期间，各个省市、各个部门在工作中都要尤其重视。
二、协调发展
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协调，既是五大发展新理念之一，又是我们今后要采取和落实的重要举措。
协调，主要是协调关系。那么要协调哪些重大关系呢？通过梳理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我们在这里罗列出11个重大关系：一是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二是协调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三是协调区域之间发展的关系，四是协调城乡之间的关系，五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六是协调公有和私有发展的关系，七是协调先富和共富的关系，八是协调物质和精神发展的关系，九是协调制度和技术的关系，十是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十一是协调对内和对外发展的关系。国民经济中的关系非常多，我选择几个关系进行说明。
1．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如教育、就业、收入、社保、住房、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实在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5年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4%，快于经济增速。去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8.5%，新增4万多亿元。又解决6434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扶贫攻坚力度加大，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442万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基本建成772万套，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601万套，农村危房关键是要坚持经济发展以保障和改
改造432万户，一大批住房困难家庭圆了安居梦”，“提高低保、优抚、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等标准”，“加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等等。所以，2015年的成绩是显著的。
“十二五”时期，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报告指出，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在城镇就业、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方面，在社会发展成就方面，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保险、养老等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同时，文化软实力也有显著进步。在我这样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来看，政府工作报告说得还是非常实在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那么，“十三五”时期该怎么做？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补齐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尤其是最近五年，要精准扶贫，要突出扶贫，不能让任何人掉队。在教育方面，强调义务教育趋向于标准化，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0.23年提高到10.8年。
在本次政协会议上，莫言同志提出，中小学的教育可以从12年缩短为10年。这个建议在两会上，包括在社会上，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讨论也比较多。因为在改革初期，我国曾实行过学制较短的中小学教育，后来考虑到延长就业、缓解失业问题等，就将当时中小学的教育有所延长。事实上，我个人研究认为，延长学制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并没有太大的作用。也许从短期来看是有作用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作用不是很大。那么现在，到底要不要缩短教育年限？我认为应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第一，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教育年限到底是长了还是短了？第二，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地区实行的不是12年制的教育，而是11年或更短一点年限的教育，那么，他们的教育效果如何？学生进入大学后在层次上有重大的差别吗？这些问题都需要经过精心调研。比如，将10年的、11年的、12年的三个方案进行比较，包括利弊分析、国内外对比等，通过实践的总结，找到一个最佳方案。这个问题是两会中讨论比较多的突出问题，并且不只是在大会上，在小会上或者会后，议论得也非常多。
报告也指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人口比重”。在“十三五”规划里，住房方面也有明确的指标，在健康中国建设方面明确提出，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俄罗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结果人均寿命在改革的前8年就平均下降了2岁，所以寿命也是民生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人均GDP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么高，但是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在发展中国家里面是名列前茅的。有一个说法叫“未富先老”，这实际上是一个好现象。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人均GDP是8000美元，还不算很高，但我们的寿命已经相对比较高。与印度来相比，他是“未富未老”，就是人均GDP比我们少很多，人均寿命也比我们短很多。
因为寿命延长了，我们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发达国家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的关键是要保障好老年人的生活，如果有可能，还要发挥他们的余热。所以，总体上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印度人很多，但是印度年轻人失业很普遍，犯罪率极高。一些国内外的舆论认为，印度年轻人多，就是经济发展的优势。事实上，印度人口很多，若干年后，总人口还可能会超过中国。这恰恰是他的劣势。因为人口太多，肯定会对教育、人才的培养、科研的投入、环境的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对于“人口红利”这个西方概念，我们要作出中国式的解读。
在民生方面，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公民道德建设、中华文化传承等工程。总的来说，就像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我们既要让人民的物质生活更殷实，又要让人民的精神生活更丰富。”我认为还要加上“更健康”。
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生态环境的需要。其实，对生态环境的需要，也可以包括在物质生活里面，但把它突出来则更具有意义。
2、协调增长速度与提质增效的关系。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万亿元，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快于一般工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6%。”这是2015年的速度和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
“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一是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二是结构调整取得标志性进展。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加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节能排放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三是基础设施水平全面跃升。尤其是在交通方面非常明显。我们还建成全球最大的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同时，还有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通水等一些重要成就。
“十三五”时期，必须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比如，现在的国际分工有四个档次，第一档次当然就是美国，第二档次是欧盟的很多国家和日本等，第三档次就是中国、印度等，第四档次就是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我国的产业制造水平要从第三个档次向第二个档次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整个“十三五”时期保持6.5%的经济增速。全员劳动生产率要从人均8.7万元提高到12万元以上。到那个时候，我国经济总量将超过90万亿元，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经济增长率各不相同。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1%-3%是低速增长，4%-6%是中速增长，7%-9%是高速增长，10%以上是超高速增长。十二大报告提出“翻两番”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前提的，叫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口比较多，经济也相对粗放，所以在经济效益提高、结构优化方面，做得还是不够。所以，十八大以后，强调经济新常态，实际上就是强调提质增效以及环境保护等。现在，我们要实现6.5%以上的增长速度，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会太慢。毛泽东时代，我们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六点多，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速更快。但是，随着经济体越来越大，增长速度不可能始终保持那么快。所以，在快速增长30多年以后，为了保证增长质量，我们强调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等。这样，我们就能更多地在质量和结构上面下工夫。速度放低，实际上有利于结构效益、环保、民生等方面的发展。西方舆论宣扬“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经济会“硬着陆”、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等，这肯定是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也是在“黑”中国。这在所谓新闻自由的西方、在喜欢“妖魔化”中国的西方舆论中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制度、理论、文化、经济有信心。
我认为，要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往后——比如说本世纪中期——是不是一定要保持6.5%的增速呢？那也不一定。发达国家最近四五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在2%左右，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大体在4%。所以，我们从8%以上的增长速度适当降下来并不是坏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就是，我们是主动掌控的。这既是人的主动掌控，又是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生态规律、科技发展规律等各种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认识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还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引领经济新常态。它并不完全是人为的结果，也不完全是客观规律的作用，人的认识和客观规律要一致起来。我们现在的6.5%以上的增速底线是结构、速度、质量、效益、环保、民生等综合平衡的结果。
3、协调区域之间发展的关系。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都十分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的发展。我个人的想法是，“一带一路”最好不要叫战略，因为“一带一路”讲的是国际间的合作，如果我们过多地使用“战略”这个词，很容易被其它国家误解，甚至像美国等一些国家会趁机“妖魔化”中国，所以应该叫“一带一路”建设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内项目，则可以叫“战略”，这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拓展建设长三角、珠三角和中原经济区，开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等。同时，城乡之间的协调任务比较艰巨。目前，城乡差距相对比较大，所以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尽快进行农村的公共设施建设、中小学义务教育建设、乡镇企业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和城镇化建设。这几大建设都需要协调区域之间的关系。
4、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在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总书记指出，今后“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也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就是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必须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这是对“十三五”发展主线的一种精炼表达。
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产能过剩？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库存积压？这个可能和我们的理论有关。曾经有经济学家说过，要反对行政性干预所导致的经济过剩、产能过剩，而在市场化过程中，由企业自己决定的生产和交换所形成的产能过剩、产品大量积压，则是正常现象。如果以这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就会导致我们的钢铁、煤炭等大量过剩，所以现在就要把解决产能过剩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并付出其它资源来解决它。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这些都需事先进行协调，所以不能什么事情都只在事前、事中、事后去协调，有些事其实是需要进行事先协调的。美国的一些著名教授也认为搞市场经济可以，但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对于投资机构来说，国家一定要进行干预和调控。比如，前些年，钢铁产量已经很多。几年前我在参加安徽代表团会议时，有的钢铁部门负责人就在会上说，他们的钢铁产量已经很多，全行业已经开始亏损，那么为什么有关政府部门还要新批钢厂？这就是说，如果理论上出现了偏差，政策上也可能出现偏差。所以我们既要做工作，进行“三去一降一补”，同时也要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今后我们要事先作微调，这样就可以防止出现比较严重的现象。
“供给侧”是2015年流行的一个新名词，实际上就是指的供给这一端、供给这一方面，或者是供给这一侧。中央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要有重点，但还要两方面工作一起做。有个别经济学家直到现在还认为重点在于需求，而不是供给，但更多的学者，包括中央文件都在强调，要适度扩大有效需求，同时，重点搞好供给方面的改革发展。除了“改革”“发展”以外，我还要加一个“管理”。我们不能把做什么事情都叫做“改革”，因为有的属于改革的范围，有的属于发展的范围，有的属于管理的范围。从学者的角度来讲，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是不完全一样的。
关于供给侧，通过研究后，我提出了一个供给侧的“三驾马车”。我们知道，需求方面有“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净出口需求。那么，供给侧的“三驾马车”都由哪些要素构成？这“三驾马车”的构成部分分别是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和科技创新供给，即要素要提高质量，结构要优化，科技要创新。那么，供给和需求有怎样的辩证关系呢？
供给相当于生产，可以决定需求，因为人们只能消费所生产或者所供给的商品和服务。但是，需求和消费也可以决定供给和生产，因为不适合买方需求和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就属于无效供给和盲目生产。这种关系在马克思经济学里面提到过，西方经济学也是认可的。从本期或者短期来说，投资属于需求，表现为支出货币购买生产要素。但是从下一期或长期来说，投资也是沉淀资产决定生产和技术状况，所以又属于供给。因此，协调供给侧与需求侧在改革、发展、管理方面的关系，要有辩证的整体思维和精准的操作艺术，既要有重点，也要一起发力，二者不可偏废。
三、绿色发展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对今后的五年，也提出了约束性的指标。
习总书记在黑龙江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也好，冰天雪地也好，广袤草原也好，广大干部群众都要通过思想认识、通过经济上的奋斗、通过政策主张，把这种物质转变成生产和生活的内容。这个转变要靠人的认识和行动来实现。
“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因此，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并且要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从改革开放到十六大以前，“节约”这个词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观念中，似乎只要搞市场经济，只要利用市场机制就可以，并不需要节约。比如，当水不够用了，就用提高水价来解决。实际上，很多物质资源都是一次性的资源，如果不发展循环经济，不发展绿色经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一些可循环的资源也可能就循环不起来了。比如，现在的一些河流，有的河可以治理，有的河则很难治理。在此次人大会上，安徽代表团提到，巢湖治理达到了次优的水平。这很可能是因为污染程度不是很严重，所以还可以治理，而有的河流则已经根本无法治理。
马克思就讲过，“节约”是未来社会最高级的规律。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最终都是要用较少的物质消耗、劳动消耗去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经济效益、财富增长等概念，都是和“节约”密切相关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而且二者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联系。
我们在国际上承诺要保护生态环境，所以在行动上，就要加大约束性指标的实施，并检查落实情况，生态环境要作为干部考核一票否决的内容。而且，相关文件也指出，对干部的决策要实行终生追究。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重大决策失误的话，即使你下台了，也要追究责任。这一指导思想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
目前，国际上存在一个争论，就是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到底是由科技水平不高导致的，还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加市场经济导致的。关于这个问题，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不是科技水平不够，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加市场机制。对于企业来说，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容易产生一些对社会发展不利的现象。如果规章制度、法律法规在制定和执行上不严格，就会影响整个社会效应。
但是，对中国来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在宏观上、在国家治理方面，有一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舆论。我当年的博士论文，就用十几万字来阐述和论证了一个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美国的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提出来一个收入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开始阶段，贫富分化是比较厉害的，曲线呈上升趋势，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贫富分化的曲线又会降下来。这就是倒U型的概念。有一些学者把它改成环境的倒U型曲线，认为可以先污染、后治理，而且还误用了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意思是如果强调环境，就是软道理，或者至少是第二位的道理。邓小平同志的确讲过“发展是硬道理”，但是邓小平同志没讲过“增长是硬道理”。我们知道，经济学上的发展和增长是有明确界限的。“增长”通常指的就是GDP，而“发展”既包括GDP的增长，也包括发展质量的提高。比如节能减排的情况、产品的质量问题、效益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科技水平问题、民生问题、人的素质问题等，都属于发展的范畴。所以在十六大以后，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就强调要严格执行各种约束性指标，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从全国来看，无论是理论界、实物界，还是政商学三界，对于绿色发展都没有什么争议。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进行严格的立法和执法，加大惩处的力度。有的人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会影响GDP和就业，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环保产业本身就是一个新兴产业，因此对于这个问题要辩证地来认识。过去，有的人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增长，这个观点在经济学上得不到论证，因为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是从宏观层面来看的，是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而不是就微观的某个企业而言。
绿色发展也涉及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在此次人大会议上，很多代表也积极地反映食品安全问题。张德江委员长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就再次强调食品安全问题。2016年，他要亲自担任组长，对六大方面进行督查，其中第一个就是食品安全。我在2015年和2016年的建议中，都提出希望在解决食品安全方面能够取得明显的进展和成效。关于食品安全形势，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的是“总体稳定”，我当时提出批评建议，因为党中央要求各项工作要稳中有进，如果仅仅是总体稳定，就可以理解为没有恶化，却也没有进展。所以希望政府在2016年，不仅是在报告里强调，而且各级政府都要严格进行统筹，抓好这件事情。
四、开放发展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发展新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张德江委员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里也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三中全会的文件里，只提出“要紧紧围绕市场的作用”，而此次张德江委员长在报告里明确指出，要围绕两个内容——一个是市场的作用，一个是政府的作用。这样的提法是更为准确的。实际上，所谓经济调节，一个是市场调节，一个是国家调节。而国家调节则包括了政府调节和人大调节，其中，人大的立法调节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对外开放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际产能合作实现新的突破。对外贸易向优进优出转变，服务贸易比重显著提升，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逐步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格局。”
五中全会则强调，“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最近一两年，我们的一些文件里经常提到“制度性话语权”，这就是一个更高层次开放的标志。我们要积极参与各种国际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改进，要更多地参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要派出更多的专业人员进入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现在，中国年轻人的英语水平非常高，所以我们国家应该主动地派出工作人员并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这样才有利于各经济组织公平正义地制定规章制度和处理某些官司等。
现在，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第一负责人都是由美国人、欧洲人来担任的，虽然也会有一定的公正性，但是有时候，在关键问题上，中国打官司就会输。比如说，过去我们的稀土大量出口，完全由市场说了算。最近几年，当我们认识到需要控制稀土出口的时候，美欧日等就到世贸组织打官司，而且我们败诉了。我们知道，美国、日本等国家，有大量的稀土储藏，但是他们很少开发，而是专门廉价地从中国购买。现在，中国要进行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想要少卖一点、少生产一点，还不行，打官司也输了。难道说，世贸组织判定中国败诉，这和人的倾向性、偏向性没有关系吗？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由美国主导的，具有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意图，目前，十二个国家已经达成协议了。奥巴马讲过一句话：“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的规则。”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词叫“博弈”，就是要求我们要积极地、主动地、头脑清醒地进行反制。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要代表发展中国家。不仅要维护中国利益，也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体系能够更加公正合理，这也是我们为人类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做了产业规划，这是非常对的。所以，我们还要参照德国工业4.0，在工业智能化方面下更大的工夫。
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借鉴美国某些合理的东西，同时也应当更多地借鉴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在市场经济、经济治理和对外经济开放中的战略和策略。因为，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学中，它告诉你的可能恰恰是它们自己都不做的，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当前，争议比较大的是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以后，我们的资本项目是不是要立即开放？这个问题在国内也是有争议的。两个月以前，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发改委座谈会上，我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报送了相关资料，其中引证了蒙代尔、保罗·罗宾·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让•提诺尔这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观点，包括国内著名金融学专家林毅夫、郎咸平、余永定等人，都公开地反对立即放开资本项目。因为如果资本项目立即放开，就会有大量的短期资金冲击中国的股市，这样对广大中小股民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这一次我也提了一个建议，就是“十三五”时期，不能开放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也就是说，资本项目不能完全开放，一定要等到中国有控制能力以后，才能完全开放。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鲜明的例子。
五、共享发展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补齐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现在，很多文件都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它是美国的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拉美鼓吹新自由主义，经过十几年的实践，结果使拉美经济一团糟，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很多西方跨国公司借此控制了拉美某些国家的经济，导致通货膨胀、社会动荡。因此，从前几年开始，查韦斯等西方左翼政治家就纠正了这个现象，至少是部分纠正，但情况还在变化。而那些搞新自由主义的美国经济学家就创造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8000美元的时候，容易出现大量的经济社会问题。简单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这个意思。
我最近也在写一篇文章，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现在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人均GDP是5000美元、8000美元的阶段，那么，他们有没有“中等收入陷阱”？而现在的很多国家，比如拉美、非洲的一些国家，人均GDP还没有达到5000美元、8000美元，不是也有很多问题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已经在陷阱之中了。再有，美国从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后，难道高等收入的就没有陷阱吗？我认为他们已经进入了“高等收入陷阱”。
“经济新常态”的概念不是由中国首先提出的，而是由西方的学者最先提出来的。他们提出经济新常态的原意是指，2008年以后，经济不会快速恢复，还会出现经济低迷状态，金融秩序也不会很好，贫富分化的现象也得不到纠正，失业率也得不到改善等。他们提出这个概念是要让大家注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今后一段时期也就只能是这样了，也就是常态化（即金融危机导致的这个后果会常态化），所以他们说这是进入了经济新常态。当然，中国现在讲的经济新常态，有经济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的势头。
否定“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不等于否定问题的存在，对于现在中国存在的几大问题，还是要逐步解决的。但是有人断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51%，这就过于武断，也过于没有自信。
我认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如果各级政府都加大看齐意识，采取有效行动，要解决经济社会的某些难题，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以我们今后要进一步作出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强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到，要“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分享经济和共享经济还是有交叉的，虽然二者下定义的角度不完全一样，但最终的目标还是完全一致的。
共享发展涉及民生问题。北京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最近几年的调研报告、抽样调查显示，我们现在不仅收入差距比较大，财富分配差距也相当大。根据他们的研究指标来看，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我个人观测是可能还没有超过美国，因为这些调研报告和抽样调查的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我国富豪的人数已经和美国旗鼓相当了，而且我国富豪的增加速度也连续几年是世界第一。这两个“第一”到底是不是好现象？这在全世界也有议论，所以我们也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好现象。要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要使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和收入基尼系数不能超过美国等西方国家。
所以，如何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仅仅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就用大数据、长时段、多国家的统计数据，证明资本主义绝不是像他们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所宣传的那样，也并不完全是有能力就可以成为富豪的社会。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教科书里就分析过，西方国家为什么有的人贫穷，而这些贫穷的人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够？他说不是的。这些人贫穷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家庭财产起了巨大的决定作用。西方社会公立学校的教育是针对大部分中下层的人，是快乐的教育，但是私立中学、私立大学，特别是私立中小学，虽然这些学校的教育也有快乐的一面，但是功课比较多，教学也比较紧张，因为这些人是要被培养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的。
那么，中国应当怎么做？当然，中国的教育应当增加快乐性，这是肯定的，但也要对西方的教育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这和所有制结构有关。所以，我国宪法、党中央文件，包括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指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以，只讲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要改革、改资，要让非公有制经济去参股，而不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是不全面的。因此还是要向党中央看齐，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全面落实，要把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合作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一起抓好，这才符合党中央的要求，才符合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差距。“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到，在经济的改革开放发展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摘自新浪网，讲解人程恩富，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部级跨世纪学科带头人）
讲规矩就难有作为吗
王成长
现在，有些党员干部担心干事容易触碰规矩，变得畏手畏脚，这也不敢干，那也不想做。有的则认为纪律严、禁令多，会为干事创业添负担，在清廉为官与勤勉干事之间做起了“单选题”。更有甚者，遇到事情撂挑子，面对矛盾和困难推三阻四，滋生出资金沉淀、土地闲置、项目拖延、棚改迟滞等庸政懒政问题。说到底，还是没有解开“讲规矩就难有作为”这个心结。
古人讲：“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毛泽东同志讲过：“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这讲的都是纪律、规矩对于干事创业的重要性。没有纪律，不讲规矩，最终什么事也干不成。这个道理很多人不是不明白，但在对接自己的“小九九”时却不愿认同。归根到底，在一些人那里，还是觉得规矩是用来约束别人的，自己最好在规矩之外，自由自在没有约束。一旦纪律严起来、规矩硬起来，就内心里有抵触情绪，觉得开展工作不那么方便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实践中迟早是要栽跟头的。
一些人之所以认为，现在讲规矩就难有作为，主要是拿以前作比。觉得以前有些做法，放现在肯定违规违纪了，但那时就做了，而且干得比较顺当。现在要想再沿用以前那些做法、套路，肯定就碰底线、触红线了，因而感觉规矩多容易让自己难展手脚。这表明，除了对规矩的认知要加强之外，思维的定势也要改变。规矩多、纪律严是大势，不能幻想这是权宜之计。顺应大势就要调整自己，创新开展工作的思路办法，习惯在讲规矩下干事，在守纪律中把事干好。
确实，如今的规矩和制度确实是多了、严了，但纪律和规矩，只是为干部干事创业、权力健康运行划定了清晰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内，是完全可以自由施展拳脚的。纪律规矩虽然严了，却不是什么束缚和桎梏，而是一种来自组织的制度性保护。有些事需要事前请示、事后汇报，组织上就会给予及时提醒和指正。一些落马者，正是因为不讲规矩、不守纪律，得不到组织的及时提醒，以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只有把纪律规矩摆在第一位，以党章和《准则》《条例》为遵循，才能远离违纪违法的困扰，真正实现名节不污、安全无虞。
讲规矩，只会更有作为。按潜规则办事，可能顺当一时，但违规违纪的代价迟早是要还的。在讲规矩下干事，时时敬畏着底线、红线，完全可以开创新的干事方法、路径，甚至更能得心应手，如孔子所言“从心所欲不逾矩”。在相当意义上说，讲规矩其实失去的只是吃拿卡要捞油水的机会，得到的却是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的自由。
“一公则万事通，一私则万事闲”。从根本上讲，纪律与规矩，破除的是各种为所欲为的私心，成全的是秉公办事的公义。有了讲规矩、守纪律的政治生态，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干事，也可以更有作为。
（摘自《 人民日报 》）
中国社会信任度很低吗？
唐丽娜
核心提示：社会信任的建设和维护没有捷径可走。价值观的一致性、令人满意的绩效、合乎道德且切实可行的制度以及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对建设信任社会而言都是必需的。
世界价值观调查6轮结果显示，“信任危机”是全球性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信任水平是64.4%，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4%）一倍多。
核心数据
●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显示，世界各国国民对自己所在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从20世纪80年代的34.8%下降到目前的25.4%，30多年间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
●在我国，1990年有60.3%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五年后下降到53%左右，到2012年，有64.4%的人认为社会上多数人可信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和2013年调查结果，对陌生人表示不信任的比例从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3年的52.2%，对陌生人表示信任的比例却从4.3%上升到18.8%
近年来，人们从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出发，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信任危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际间的社会信任度却日渐降低；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当今中国社会的信任度尤其偏低，甚至出现严重的信任缺失。但是，科学调查数据所显示的结果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并不完全一致。
世界价值观调查在1981年到2014年间对100多个国家进行了六轮调查，结果显示，在这30多年里，世界各国国民对自己所在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呈现出总体下降趋势。对于“您认为大多数人可信吗？”这个测量社会信任的经典问题，各国被调查者中表示信任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34.8%下降到目前的25.4%，30多年间下降了近十个百分点。这说明，所谓的“信任危机”是全球性的，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
64.4%的中国人认为社会上多数人可信，与世界平均信任水平比，高出一倍多
世界价值观调查同时也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结果：与人们的主观感受相反，在对于大多数人是否可以被信任这一问题上，在历轮调查里，中国都是信任度最高的，且远高于其他国家。那么，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吗？社会理论家福山在《信任——社会繁荣》一书中提出，根据在社会中的个体行动者建立合作关系自发性的强弱，可以把各个国家分成高信任度国家（自发社会性高）和低信任度国家（自发社会性低），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相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低信任度国家。
但是，福山的这一判断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并不相符。从最新一轮的世界价值观调查（2010-2014年）的结果看，中国的社会信任情况远乐观于其他国家；与世界平均信任水平（25.4%）相比，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一般信任程度（64.4%）高出一倍多。比较各轮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仍能发现，在3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日本、韩国和美国等国家。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其中的工商人士能够有效地营建“信任网络”，以培育健康的经济，这样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经济增长。和社会信任度低的国家相比，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的社会秩序更好，经济发展更有优势。单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对我国较高的社会信任度的一种佐证。
从我国社会信任发展的趋势看，在过去30多年间，社会信任度呈先降后升的态势
从我国社会信任发展的趋势看，在过去30多年间，社会信任度呈先降后升的态势：1990年有60.3%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五年后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的比重却下降到53%左右，这一水平一直 持续到2007年；此后，社会信任度又开始上升，到2012年有64.4%的人认为社会上多数人可信。这意味着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最近几年内得以逐渐恢复。
陶普（Lars Torpe）和洛莱（Henrik Lolle）在其研究中提出，相对于泛化的大多数人，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是一个更有效的测量社会信任的指标。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和2013年调查结果，对陌生人表示不信任的比例从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3年的52.2%，对陌生人表示信任的比例却从4.3%上升到18.8%。这里问及对陌生人是否信任时，并未设定具体的情境，因此更有说服力。另外，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都在提高，那么可以做一个合理的推断，对朋友、亲人的信任度也应该都在提升。这些都与世界价值观调查里的中国数据结果相一致。两个调查的结果都显示，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国家，且近十年来社会信任程度呈上升态势。
为什么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社会的判断与人们的主观感受不一致
那么，为什么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社会的判断与人们的主观感受不一致呢？这主要是由社会信息的结构特征造成的。信任可以被视为一个立体的概念，从横向上看，信任对象的范围有多大？从纵向上看，信任的程度又有多高？从更深层次看，信任的情境是什么？首先，面对不同的人，信任程度通常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肯定不及亲人高，但这种程度上的差异称不上“危机”，而是人之天性使然。其次，面对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中，人们对他的信任程度也可能会有差异。因此，信任度的提高和下降都不能一概而论，需分对象、分情境予以讨论。从信任的产生和培育机制看，可以把它分成基于血缘或亲缘的信任、互相为利的信任和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基于血缘或利益的信任都存在一定的范围界限，容易产生封闭且排外的小群体，不利于群体合作。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在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中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信任不仅能够提高办事效率，而且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
并且，人们的社会信任在不同角色和对象之间是有高度差异性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在2012年的调查询问了人们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信任，其结果差异明显。首先，信任度的差序格局模式一目了然，信任度最高的人群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人，随着关系的疏远，信任度逐渐降低。其次，人们对供职于机构/组织中的人的信任度普遍较低。对公司高管（代表营利组织）的信任度最低（53.3%），其次是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领导（57.3）和地方政府官员（57.6%），分别代表了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这说明中国人相信人不相信机构，对于机构的信任要通过机构中的特殊个人来保证。再次，人们对不同机构/组织中的人的差异性信任程度，表明其对某些机构/组织确实存在信任危机，而基于制度的信任有待更完善的制度建设。不过，虽然“医患矛盾”，“老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冲突”屡见于一些媒体，但从总体看，人们对医生（82.5%）和教师（91.7%）的信任度并不低。此外，由于信任和满意度密切相关，对机构/组织的不信任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某些机构/组织的工作有不满，不满程度因机构/组织而异。
提倡合理看待社会信任的认知模式
综上，无论是中国的调查数据还是国际上的调查数据，都显示我国的信任度不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近些年来有着提高的趋势。那为什么“信任危机”一说仍盛行？是真的有信任危机，还是人们对信任本身产生了信任危机？
首先，信任度下降的说法和一些新闻媒体的改变密不可分。随着通信技术和各种媒介的飞速发展与普及，媒体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媒体间的竞争亦愈加激烈。为吸引眼球，一些媒体的关注点都转向冲突、负面事件，无意中导致一种夸大的、与实际不符的信任氛围。所以，在很多时候，媒体的一些报道虽有助于我们洞察社会问题的存在，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地评估社会信任状况，反而可能会促使人们对信任本身产生信任危机。其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随着人们的生活需求从生存转向注重生活质量，对社会信任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对权威的尊重度在降低，而这些转变中可能会滋生信任危机。再次，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信任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沟通，因急剧的社会转型带来一定时期内的价值冲突、道德伦理失守，必然会妨碍人际交往，造成局部的人际交往失范，可能会导致局部信任危机。最后，需指出的是，从信任的测量方法和手段看，现在对信任度的测量方法并非完美，国内外学者对此也有很多讨论，结合社会发展和文化差异发展出一套更准确的信任测量工具也迫在眉睫。“信任危机”和“信任社会”本质上都是一种相对说法，并非要寻找一个绝对的度量信任的标尺，达到了标尺的某个刻度才可视为信任。任何人对他人或机构的信任都有一定的限度，也存在着个体差异性，因此应提倡一种合理看待社会信任的认知模式。
总之，社会信任的建设和维护没有捷径可走。价值观的一致性、令人满意的绩效、合乎道德且切实可行的制度以及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对建设信任社会而言都是必需的。
（摘自《北京日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专家）
周恩来是如何过好"亲属关"的
朱 薇
核心提示：在周恩来看来，亲属“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他正是在处理大家、小家各种关系问题上，坚持不搞特殊，不谋私利，讲原则，严要求，从而形成了廉洁清正的优良家风。
开国总理周恩来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把过“亲属关”看得很重要，他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在周恩来看来，亲属“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他正是在处理大家、小家各种关系问题上，坚持不搞特殊，不谋私利，讲原则，严要求，从而形成了廉洁清正的优良家风。
桑梓牵挂
周恩来对家乡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就曾无限感慨地说：“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然而，自从他12岁离开家乡一直到离世，终究没有实现这个心愿，只是在一次外出视察飞经淮安时，特意嘱咐专机机长在家乡上空盘旋了一圈，聊以慰藉他对桑梓的牵挂。战争年代，戎马倥偬，革命胜利了为什么不能回家乡看看？周恩来有着自己的担心：“现在不能回去，一回去就找麻烦，亲戚们全找来了，我满足不了他们。”
虽然周恩来没有回过淮安，但是家乡人民要为他重修祖居祖坟的消息却不断传来。1953年2月中旬，周恩来委托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干部王雨波转告淮安县政府“三点意见”，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于八婶的生活费，今后由“周恩来本人每月汇寄”，“再不要政府照顾了”；祖坟要平掉，遗骨“装入罐中深埋”，把土地交生产队使用；驸马巷的房子不准修，不准让人参观，更不准宣扬我出生的那间房子，凡已有住户者，不准让人搬家。
直到1956年底，对周恩来童年有监护之恩的八婶杨氏病逝于淮安，周恩来用自己的工资承担了她的医疗和丧葬等全部费用。有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邓颖超工资之和的百分之二十二用于资助亲属，包括赡养长辈、接济平辈、供养侄辈。正如邓颖超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的：“你们有困难，我们的工资可以帮助你们，毫不吝惜，但我们从来不利用工作职权来帮助你们解决什么问题，你们也不要有任何特权思想。”
十条家规
周恩来曾为亲属制定了详尽细致的“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尔辉是周恩来的侄儿，他的父亲是烈士。1952年，周尔辉被伯伯接到北京抚养，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周尔辉与淮安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师结婚，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为他们举办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为解决婚后两地分居问题，钢铁学院帮助周尔辉的爱人办理了由淮安到北京的调动手续。周恩来得知后，批评他们说：“这几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北京市大量压缩人口。你们作为总理亲属，要带头执行，不能搞特殊化。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只能调到北京？而不能调到外地去？”于是，周尔辉和爱人听从伯伯的建议，放弃已办好的手续，一起回到淮安工作。
周秉建是周恩来的侄女，1968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去内蒙古插队。那一年，她刚满15岁，临行前，周恩来亲切地嘱咐她扎根大草原，虚心向牧民学习，搞好民族团结。两年后，周秉建在当地应征入伍。当她在北京军区参加完新兵集训，穿着一身戎装走进西花厅时，周恩来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脱下军装，重新回到内蒙古草原？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周秉建急忙解释自己参军不是走了后门，而是通过了体检政审的正常手续。周恩来摇摇头，严肃地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回到部队的当天，周秉建流着泪向部队领导写了离队申请，在伯伯的督促下，重新回到了大草原，直接住进了牧民的蒙古包。
严守纪律
邓颖超既是周恩来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又是相濡以沫的知心伴侣。他们奉行“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的“八互”原则，风雨兼程，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堪称恩爱夫妻的典范。即便是对于这样一位感情深笃的妻子，周恩来仍然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严格保守党的机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南昌领导武装起义。7月19日晚饭前后，周恩来才把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的消息告诉邓颖超。至于去干啥，待多久，周恩来什么也没有讲，邓颖超也没有多问。两个人在相对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尽管谁也不知道这一别何时才能相见，还能否再见。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亲自主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还特别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而邓颖超直到在报纸上看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才知道此事。
周恩来办公室和保险柜的两把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他才会郑重地将钥匙交给邓颖超保管。而等到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从邓颖超那里要回钥匙。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学习周恩来廉洁齐家，严格过好“亲属关”，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像他那样，“做出一点表率来”。
（摘自《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中国与捷克关系十问十答
王 义
核心提示：习主席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两国建交67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捷克进行的国事访问，也是习主席对中东欧国家的首访和今年对欧洲国家的首访，是针对欧洲方向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此访将全方位推进中捷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捷关系上升到新高度，同时将体现中国对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视，并将促进中国和欧洲整体关系的发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3月28日至30日对捷克进行国事访问。捷克这个国家有何特点？当前中捷关系有何亮色？习主席此访有何意义……
问题一：捷克这个国家有何特点？
捷克共和国于1993年1月1日成立，此前曾长期与斯洛伐克联合为一个国家。二者分离后迄今仍保持密切关系。
捷克是中东欧地区传统工业强国，制造业发达，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目前，捷克经济形势较好，经济增长在欧洲颇为抢眼。捷克旅游资源丰富，在音乐、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有很大成就。
问题二：习主席此访有何重要意义？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建交67年来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捷克进行的国事访问，也是习主席对中东欧国家的首访和今年对欧洲国家的首访，是针对欧洲方向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此访将全方位推进中捷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捷关系上升到新高度，同时将体现中国对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视，并将促进中国和欧洲整体关系的发展。
问题三：捷克对外政策有何演变？
捷克分别于1999年和2004年加入北约和欧盟，奉行经济上与欧盟加强联系、安全上与北约密切合作的对外政策。2013年3月，捷克首任全民直选总统泽曼上任；2014年1月，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中间偏左政府上台执政。此后，捷克积极改善对俄和对华关系。
问题四：捷克与中国有何历史交往？
捷克是最早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之一。1949年10月6日，中国同捷克斯洛伐克建交。双方1957年签订了中捷友好条约。捷克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确认两国建交时间仍沿用1949年10月6日这一日期。
问题五：近年来捷克与中国高层互动如何？
捷克新政府成立后，中捷关系发展迅速。2014年4月，捷克外长扎奥拉莱克访华。这是捷克外长时隔15年再次访华，标志着中捷关系实现转圜。此后，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习主席和泽曼总统迄今已会晤数次，泽曼总统两度访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以及捷克总理索博特卡也都访问过对方国家。当前，中捷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问题六：中捷各领域合作现状如何？
捷克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为110亿美元，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这一成绩来之不易。中捷两国去年11月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随着两国间高层互动的展开，双方在金融、航空、机械、环保等领域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文化体育和科学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活动也空前活跃。中国银行入驻捷克，北京至布拉格直航开通，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知名企业投资捷克等，是近年来中捷成功合作的典型案例。
问题七：捷克高层对中捷关系态度如何？
泽曼总统上任以来改善对华关系的态度始终鲜明、坚定。去年9月泽曼总统第二次访华，是唯一一位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的欧盟国家元首。捷克总理索博特卡在改善对华关系上与总统立场一致。他在不同场合表示，希望捷克在中国与中东欧合作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捷克众议长哈马切克也是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推动者。
问题八：捷克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发挥什么作用？
中国与中东欧“16+1”战略合作正不断加速。捷克地理位置重要，在中东欧地区分量和影响力突出。中捷合作如果取得长足的、突破性的发展，将对中国同中东欧合作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
问题九：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与中国进一步合作存在哪些有利条件？
首先，中国与这一地区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许多当年建立的合作项目至今仍在发挥良好作用。其次，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与西欧国家相比，中东欧国家经济相对落后，更需要中国的投资和市场，与中国开展全面合作的意愿更强烈。同时，中国产能也需要走出去，中国的产品和投资能满足这一地区的需要。
问题十：中捷合作对中国和欧洲整体关系有何积极作用？
捷克是中东欧的重要国家，中东欧是欧洲的重要部分，因此，提升中捷合作水平对中国和欧洲整体关系发展也是一种推动。发展中捷关系表明，中国不但重视同欧洲大国发展关系，也看重同欧洲较小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在16个中东欧国家中，捷克是靠近西欧的国家，也是中东欧地区比较发达的国家，因此加强中捷合作能为中国进入西欧市场创造良好机会。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作者为新华社驻布拉格记者）
